【政策】名家精品陈光中我经历的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和北京政法学院的成立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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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决定将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治系，清华大学政治系，燕京大学政治系和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等专业剥离出，合并成立单独的北京政法学。
政法学成立之初 1952年的6月，虽然系调整工作己初步展开，但有些情况并没有对普通师生公布。我当时和其他同届同学参加广西的土地改革运动一年刚回不久，正等待毕业分配。建后高校从1951年开始实行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个人可以填写志愿但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我无意从政，志在高校任教，继续深造的愿望非常强烈。由于当时只有人民大学聘请苏联法学专家培养研究生，我就申请到人民大学法律系读家和法的理论研究生。递交申请书后没多久，北大法律系主任费青叫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之前我未见过费青主任，刚进办公室，就看到一个叼着烟斗的矮胖年人在那里，我知道他就是系主任费青。费教授面带微笑对我说你叫陈光吧！坐下，我跟你说几句话。费青是著名的际私法教授，又是系主任，我对于这次谈话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感到有点紧张，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费教授接说根据一些助教的推荐和我们对你的了解，你思想进步，学成绩优秀，目前系里缺少助教，打算让你留校担任助教。留校任教是十分荣耀的事，也符合我的志向，我立即表示同意和感谢。 留校后尚未开始工作，我们就接到了学校下发的内部通知，决定将北大法学的法律系和政治系并入即将成立的北京政法学，我也与法学的广大师生一起投入到北京政法学的筹建工作。 1952年8月23日，北京政法学筹备委员会宣告成立，委员会由钱端升韩幽桐陈传纲朱晏戴铮刘昂费青严景耀于振鹏程筱鹤夏吉生11名委员组成，钱端升任主任委员，韩幽桐任副主任委员。钱端升教授是享誉外的政治学宪法学专家，时任北大法学长。筹备委员会的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在3个月的时间里举行了4次工作会议。 我由于年轻，参与筹备工作比较具体。首先是让我去上海集合新生，带到北京政法学报到。当年录取的新生原报考的分别是北大清华的法律政治专业。当看到录取通知书上却是北京政法学时，部分学生表示不理解，有的不愿入学报到。这就需要去向他们做解释说服工作，并带领他们一起到北京报到。 回到学校，又安排我去购买图书。筹建的北京政法学图书馆没有自己的藏书，虽然从北大图书馆分到一些旧书，但数量有限，杯水车薪，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筹委会办公室授权让我到新华书店购买尽可能有用的图书，我在书店认真挑选法律经济哲学文学等诸多书籍，只要能用得上的书籍都尽可能购买。 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52年9月16日，教育部向人民政府政文化教育委员会呈报关于成立北京政法学的请示。9月27日，政文化教育委员会作出了文教办徐字第364号的复函，批复拟予同意。这标志着北京政法学即将诞生。 刚刚成立的北京政法学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师生组成，学领导大多由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原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的干部担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是鉴于新成立必须要有自己的干部队伍，在当时划分的华北大行政区成立的革命大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家建设人才，给有志于为人民服的新旧知识分子以学和工作的机会。在1952年的系调整，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其他革命大学一起被合并到当地的各大高校。所属人员一部分被分配到基层工作，一部分去了政法干部学校，还有一部分被分配到了筹建的北京政法学，担任各级领导或者教学工作。如北京政法学组书记第一副长武振声，教长刘昂等。开展教学工作的有高潮卢一鹏凌力学等人。从四校调整过的教师名单原有45人，后有的另调到其他单位，实际调整过的北京大学最多，有钱端升费青芮沐吴裕吴之椿黄觉非等教授，汪暄杨翼骧阴法鲁王利器等副教授，潘汉典朱奇武程筱鹤等讲师，罗典荣仁宁汉林张华余叔通张鑫欧阳本先陈光潘华仿张文镇林道濂等助教；燕京大学有严景耀雷洁琼张锡彤陈芳芝徐敦璋张雁深等教授，夏吉生赵宗乾等助教；清华大学有曾炳钧于振鹏赵德洁邵循恪等教授，杜汝楫讲师；辅仁大学有李景汉戴克光洪鼎钟三位教授。当时的看法是这些教师的教授副教授一般属于旧知识分子，受西方学校培养，学的也是旧法，不能够直接为新培养政法干部。根据废除六法全书和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彻底肃清旧法观点对法律系的影响，他们一般不适宜直接担仼政法教学工作。但是根据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少数民主进步教授适当安排职，如雷洁琼费青担仼副教长等。其他人除个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另作处理外，都参加学组，由雷洁琼带领大家集体学，批判旧法，改造思想。我们这些青年讲师助教毕业不久，受旧法影响不深，大多是员或团员，可以从事一定的教学辅助工作。我还被派往政法干部学校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培训，学司法改革政策。回校后向全体同学作司法改革的辅导报告。 北京大学红楼北京政法学成立时 当时北京政法学不按学科分系，全部学员或学生统一分为六个班级进行编排管理，其第一二三班是干部培训班，学员都是有过解放前革命工作经历的地方干部，转到政法战线后需要进修学。第四第五和第六班是系调整前原四校的青年学生，原大学二年级一年级的为四五班，刚被录取的新生为六班。这三个班级的班主任都是有革命经历的干部，级别大体相当于副处级，副班主任由助教担任。宁汉林潘华仿和我分别担任第四五六班的副班主任。第六班的学生都是原报考北大清华政治系和法律系的学生，有一百五十人左右，第六班的学生后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有储槐植徐杰和严端等知名教授。为适应司法改革之后对新政法干部的迫切需求，干部培训班和青年学生班的学制分别为一年制和两年制，青年学生毕业后颁发大专文凭。但是原四校学生和新入学的学生报考的是本科，毕业时发大专文凭显失公，考虑到学生的强烈要求，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只写北京政法学毕业，不显示是大专还是本科。从1953年开始，新招收的学生颁发大专文凭，1954年以后的招生就正式改为4年制本科。 学校的课程设置，政治课程占大部分，开设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等课程，哲学课主讲实践论矛盾论；涉及法律业的课程仅有同纲领婚姻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很少部分，并重点讲当时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运动。课程采取单元制教学模式，每学期划分为若干不同学课程的单元，每单元集学两三个月。具体课程请校外的领导或者知名专家在礼堂上大课，如请艾思奇孙定讲哲学，谢觉哉讲政法政策等，年轻教师则上辅导课。在学方法上强调理论联系实践，学生在每单元结束时要写学总结，不仅要结合所学理论批判旧法，而且要联系个人的思想实际，写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和世界观的改造。青年学生感到学到的知识太少，对于这样的课程设置和学方法有一定抵触情绪。单元制课程的存在时间不长，随着1954年改为4年制本科，课程设置也开始正规化了。 北京大学调到北京政法学的5班3班合影 北京政法学当时的办校条件非常简陋。学校没有一个完整的校舍，所使用的是原北京大学旧址沙滩校区的一部分，而且是与北京大学财经学用沙滩校区，相当拥挤。根据三方协商，归属北京政法学专用的，只有沙滩校区自西校门起往到墙，广场内电钟以北的狭区域，以及灰楼，活动楼，新灰楼，北楼。其它设施如广场浴室等均为三校合用。这种情况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选择合适的新校址迫在眉睫。根据安排，新校址选择在北京西北郊土城，即后的海淀区学路41号，现在的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1954年2月12日，北京政法学全部搬迁完成，开始了法学教育和研究的新征程。 1952年11月24日，经过整整半年的孕育和筹备，北京政法学在沙滩的礼堂隆重举行了成立典礼。典礼的场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人民政府内部部长谢觉哉，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最高人民法副长张志让，政法委副主任张奚若彭民，秘书长陶希晋，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许德珩，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刘秀锋，最高人民法华北分副长韩幽桐等亲临典礼现场，谢觉哉马叙伦张奚若彭民刘秀峰等分别讲话和致辞。钱端升教授发表了讲话，对北京政法学的成立进行了回顾，并希望广大师生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摸索出一套比较好的政法教学方法，同完成和家赋予的任。 1952年11月24日，北京政法学正式成立时的嘉宾签到簿 在成立典礼的前一天，主席亲笔题写的校名送到了学校。五大政法学，只有北京政法学的校名是题写的，其缘由是1952年10月12日和11月10日，钱端升教授两次写信给时任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同志，恳请主席题写校名。同年11月23日，林伯渠致函钱端升，告知题字已写好，兹送上，请查收。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时就悬挂起了这块北京政法学的校匾。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钱端升教授在举行北京政法学成立典礼时仍是筹备委员会主任，因为北京政法学长是由人民政府主席任命的，因此延至1953年1月14日才任命下。 1953年1月14日任命钱端升为北京政法学长 原文发表于法学家茶座第44辑。本期编矾星。
